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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教育的成本投入与持续发展
作者:深圳教育在线 来源:szedu.net 更新日期:2008-9-21

  [编者按]远程教育的跨学科研究正在引起广泛关注,不仅有益于学术理论的发展繁荣,更有助于实践探索中诸多现实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推动远程教育的进程。成本、质量、规模、效益及其相互关系等远程教育的经济学问题,就是目前远程教育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理论与实践课题。2008年6月26日,本刊同东北财经大学网络教育学院联合举办了一次“中国远程教育专家论坛”,主题为“远程教育的成本投入与持续发展——远程教育的经济学问题研究”,与会专家围绕远程教育的成本投入与质量保证、远程教育的规模与效益和远程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展开交流研讨。

   参与此次专家论坛的专家和嘉宾有:严继昌(全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协作组秘书长,清华大学教授)、侯建军(全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协作组副秘书长,北京大学教授)、陈庚(教育部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建设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彭坤明(江苏广播电视大学校长,教授)、徐乃庄(上海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协作组组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齐高岱(中国石油大学教育发展中心主任,教授)、王询(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理事,东北财经大学教授)、李海拉(重庆大学网络教育学院院长)、翟刚军(大连理工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庞洪江(东北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副院长)、张燕(奥鹏远程教育中心研究院副院长)、郑勤华(北京师范大学远程教育研究所,博士)、李锋亮(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育研究所,博士)等。杨青、彭坤明、陈庚、李锋亮、郑勤华在会上作主题报告。研讨会由东北财经大学网络教育学院院长杨青教授和中央电大副校长、《中国远程教育》主编严冰主持。东北财经大学副校长马国强在会议开幕时致辞。东北财经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安福仁书记、张树军副院长、王治国院长助理和学院各部门负责人、部分师生出席了研讨会。

   我们将研讨成果整理为一篇会议综述,同时在“学术论坛”栏目中同期刊发杨青、彭坤明两位教授根据研讨会主题报告撰写的专文。本刊将继续关注远程教育的经济学问题研究等多学科、跨学科视角的研究,并适时举行学术研讨活动。期待各方面与我们共同努力,以多种形式开展相关研究,为实践提供理论依据、研究思路,探索将理论研究成果创造性地转化为有可操作性手段的有效途径。

   远程教育发展必须面对的经济学问题

   严继昌:研究解决远程教育发展中的现实难题

   远程教育面临的经济学问题,首先就是怎样在国家基本没有投入的情况下用自产自资保持发展。政府对现代远程教育基本没有投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样保持可持续发展?我认为这就需要远程教育一定要有所盈利,否则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其次是在保证教育培养质量的前提下,如何处理好适度的规模和成本的核算。因为现代远程教育是学历教育,教育部管理很严,方方面面都在抓远程教育质量问题,所以必须在保证教育质量的前提下来谈规模和成本投入。大家知道,人均占有教育资源的多少决定着教育质量,远程教育虽说和传统教育有所不同,但是也必须有自己的基本标准。

   最后,远程教育教学模式的不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成本效益的不同。远程教育由于教育形式不同其投入也是差异很大的。国外远程教育院校的投入是很大的,所以它的学位一点都不比传统意义上的学校要低甚至要高。远程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既讲资源又讲服务,服务是远程教育区别于其他教育而突显出来的特色。比如英国开放大学为学生提供的服务要远远超过牛津大学为学生提供的服务,因此开放大学在英国的学生测评中,成为全英学生满意度最高的高校。可见,服务是很重要的,也是需要成本的,它是和成本核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总之,我认为远程教育的经济学研究有三个主要的问题:一是坚持教育公益性的前提下如何在国家基本没有投入的情况下保持可持续的发展;二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如何处理好适度规模和成本核算的问题;三是远程教育的教学模式、教学组织和教学过程和传统教育不同,它的成本收益情况是很不一样的,需要专门研究。

   严冰:从经济学研究的视角透视远程教育发展的深层问题

   我在两年前发表的一篇谈巨型大学的文章中提到,人们经常从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和扩大规模这几个方面来讨论巨型大学的作用,或者用中国人更熟悉的“多快好省”与之对应。关于远程教育在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和扩大规模等方面,或者说对于“多快好省”发展教育事业的独特作用,人们已经谈得很多。关于降低成本,原来是个没有太多疑问的问题,远程教育的巨大价值首先体现在“规模运行的潜力”,而巨型大学能够最充分地实现远程教育的规模效益。近些年来随着计算机网络和整个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有不少人提出,现在的远程教育不但不省钱,而且可能更费钱。的确,远程教育讲求的是规模效益,其效益必须通过规模运作才得以实现,也就是说其高效益得以大规模为前提。同时,特定阶段或者某些局部的高投入又是必需的,否则也谈不上长期的、全局的高效益。所以我当时提出,有必要加强远程教育,包括巨型大学成本效益的研究。

   根据我对教育经济学相当有限的和间接的了解,我国的教育经济学总体上处于初创阶段,甚至无力回答许多基本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通常认为,教育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教育投资及其经济效益的学科,实际上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教育发展规律——落脚点还是教育问题研究,完全套用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甚至只是简单地贴标签,恐怕解决不了教育发展中的经济学问题。远程教育成本效益其构成要素的特殊性、复杂性、多样性以及总是处于急剧变化中的不确定性,给远程教育实践者和研究者都提出了许多难题,而且这些难题可能是绕不过去的。事实上,远程教育的成本效益问题,并不只是,当前甚至可以说主要不是经济学问题,涉及到中国教育发展的一些较深层次的长期性问题和矛盾,包括下阶段国家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建设学习型社会不能不正视并认真研究和寻求的问题。这些问题靠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恐怕是解决不了的,但经济学问题研究的角度,可能又是我们研究远程教育成本效益问题的重要切入点,或者是研究解决相关问题的重要视角。

现代远程教育规模与效益的价值定位

   彭坤明:从社会属性和人本价值看远程教育规模与效益的相对平衡

   规模与效益问题是远程教育进入常态发展阶段以后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问题。我有三点想法与大家交流:第一是规模与效益的理念先导问题;第二是远程教育的规模与效益不确定因素的问题;第三是规模与效益的相对平衡及提高策略问题。我是基于远程教育的社会属性和人本价值这个角度切入,进行质的研究,目的是想从宏观的层面对该问题的深入探讨提供一种视角。

   关于规模与效益分析的前提。规模效益分析的前提是远程教育属性和价值定位,对此,党的十七大报告作出了重要的表述。我的体会是两个方面:第一是把远程教育纳入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范畴;第二是把远程教育确立为构建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战略举措。这不仅是我们认识远程教育属性和价值的根本依据,也是分析其规模与效益的重要前提。

   基于远程教育的社会属性和人本价值,远程教育的效益必须是社会效益、人本价值与经济效益的综合,因此,仅仅从经济学原理、市场化规则、企业化分析等角度对远程教育规模与效益进行研究,具有较大的不适应性和局限性。有些研究的理论前提是把远程教育作为一种经济性产业来对待,甚至有时作为某种企业来分析;有的研究将远程教育视作一种新兴的服务业,按照新兴服务业的特征,以市场规则和企业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来进行研究,这虽然对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实证性的视角和方法,但很难反映远程教育的综合效益,或者说,远程教育对于社会发展所具有的贡献难以得到充分的展示。

   由此我认为,必须从社会发展的层面对远程教育的规模与效益进行整合性的研究。远程教育改变了学习者乃至社会公众的生存状况,增强了他们的发展能力,促进了社会阶层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动,使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得以缩小,社会和谐状态得以提升,这就是远程教育的社会价值。从社会发展的层面来讲,远程教育网络覆盖到什么范围,资源提供到什么程度,服务能力建设到什么水平,远程教育就具有什么样的发展状态。适应于社会需求与自身能力的发展状态就是最佳的规模与效益。

   关于规模与效益的不确定因素。我认为,影响规模与效益的因素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特征。我们现在的研究大多是静态分析,也就是我们往往依据不确定的因素进行所谓确定性的模型分析。比如说技术具有高投入的特点,但技术的标准并不确定。如果技术偏低,相对经济效益会较高,但不能满足学习者的需要;如果技术偏高,就会导致成本增加和资源浪费。显然在技术标准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对成本与效益进行评价和分析是十分困难的。再比如师资和服务,师资配备究竟应该是多少,师生比应该怎样,究竟要服务到什么程度才是规范的、合理的?这些也存在同样的不确定性。在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基础上分析成本和效益,就存在很大的困难。所以,分析规模与效益问题必须充分注意到影响因素的不确定性,重点是要确立这些影响因素的规范及标准,为规模与效益的数量分析提供依据。

   关于规模与效益的相对平衡。 因为影响规模与效益的很多因素具有不确定性特征,因此,在现实形态上,规模与效益只能是相对平衡的概念,或者说是主要依据技术、资源、师资、服务四个要素的整合来实现规模与效益的相对平衡。正是由于这些要素的不断变动,远程教育规模与效益的平衡也才具有相对性特征。基于相对平衡的目标,选择提高规模与效益的策略,也才具有现实的意义。

   齐高岱:远程教育的社会效益和个人效益是成本分担的原则

   无论是成人教育还是远程教育,其成本投入的构成应该分几个方面:首先是政府投入。从成人教育来说,函授、夜大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政府还有点投入,到了90年代中期,国家的投入包括单位的投入都停止了;其次是企业的资助。因为无论是成人教育还是远程教育,其效益都应该分成社会和个人两个方面,社会既然受益了,也应该分担成本;最后就是学生的学费。因为个人也有效益。

   目前来说,远程教育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及其对社会的贡献远远大于远程教育本身的经济效益,无论是提高整体人民素质还是促进社会的发展等各个方面。由于在这一点上目前的认识还不太清楚,没有准确的予以定位,造成国家政策的层面,尤其是教育投入的政策方面没能有所体现,造成了国家投入不足,也造成了人们对继续教育、远程教育的偏见。此外,从远程教育的社会责任和它的公益性来说,应该有社会的捐赠或者是个人的捐赠作为经费支持,不能完全靠学生的学费来发展学校。总的来说,成人教育也好,远程教育也好,我们国家到现在没有形成国家层面的发展机制和投入机制,所以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

   此外,办学规模和效益如何达到平衡,能否有量化上的标准?这似乎很困难。目前还没有一个评价的依据,仅仅是以校内的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生规模来作为参照显然是不科学的,这个问题需要研究。从具体操作来说,我觉得就是可控制和管理的规模主要看管理的力量和师资的力量。

   徐乃庄:远程教育的规模、效益与清晰的办学定位有密切的关系

   我认为远程教育的规模与效益是跟学校的办学定位直接相关的。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举办网络教育之初我们分析认为,我们有一定的品牌优势,此外我们地处上海,所立足的江浙沪地区经济社会比较发达,这是我们的两个优势,要用好这个优势。所以一开始我们的定位就明确是面向中高端的业余学习者提供网络教育服务。因此我们的学费、学分收入恐怕到现在为止是全国最高的。以专升本为例,98个学分,每个学分180元钱,外语专业是200元钱,艺术设计专业是250元钱,都是经过上海市物价局批准的。我们坚持这一定位、标准直到现在,类似电器行业中的SONY。这样一个清晰定位而且长期坚持,市场反应的效果如何呢?实际上现在报考上海交大的学习者很多确实具有较好的基础,愿意付出较高的代价,希望能够得到较好质量的资源和服务,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品牌的毕业文凭。近几年我们统计了一下专升本入学时候的生源情况,上海地区新生在入学时的大学英语四级通过率大概是在30%-35%之间,包括江浙等地区总体为25%左右。这样一个较好的生源对于我们保证教学质量应该说是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从2000年开始我们就坚持这样一个定位,现在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我刚才说的是上海交大在上海及周边地区的优势,应该说各个不同的试点高校、网院都有自己的优势,比如说东北财大在许多学科方面完全有它的优势,可以有自己的一个定位。当然,定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就在随时密切注意社会及其需求的变化,到了一定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主动或被动地调整自己的定位。我觉得把定位搞清楚以后,规模与效益就不仅是增加人数这样一个问题,而是怎么样取得更好效益的问题。

   侯建军:要在规模和质量找到合适的平衡点

   远程教育的收费是国家控制的,它不可能很高。现实的国情是收费比较低,而各网院办学初期投入又很高,这样一个矛盾就要求我们必须达到一定的招生规模,否则就会赔本。但是在追求规模的时候,通过我们几次的调研,发现低收费、降学分、降低教学过程标准等等这些情况也是存在的,相应的教学质量自然难以保证。办学机构从本质上都想把教学搞好、把资源建设搞好、把教学过程搞好,把质量搞上去、把成本降下来、把优惠给学生,但这些很多是互相矛盾的,需要在规模和质量找到合适的平衡点。

远程教育的质量与成本投入的关系

   陈庚:保证质量要有投入

   高投入不一定能够提高教学质量,但是低投入肯定不能提高教学质量。就像常说的努力不一定能成功,但是不努力是肯定不能成功的,所以要保证一定的投入。投入包括教育者和学习者两个方面。从教育机构来说,有设备设施的投入、资源建设的投入、教学的投入、支持服务的投入等等,如果这些保证不了,那提高学生培养质量就是空谈。投入也要讲求投入产出,也要讲求方法。比如技术的投入,不是越贵、越先进、越复杂就是越好,得是适用、便捷的技术。再比如支持服务。我们老谈到提高“教学”质量,实际上包括教的质量和学的质量。有很好的资源并不说明学习一定发生,学习者一定要去学。怎么促进学习?支持服务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的投入对提高质量有重要作用。

   保证质量要有质量的检验标准,人才培养质量与产品生产质量的评价方式是有质的不同的。对人才培养质量的检验有多种方式,除了传统的考试等方式外,衡量一所学校的办学质量是否可以尝试补充一种方式,就是不但直接考核学生,而且考核办学机构对培养各环节的规范和投入的多少来间接完成。比如说约定网院的办学都要有大家形成共识的10个环节,那么我们只判断在这10个环节上投入的多少和比例,间接的来衡量质量是不是高的。

   侯建军:远程教育的质量标准应该是一个全面的质量控制

   远程教育的质量标准应该是一个全面的质量标准,包括输入状态、过程,以及输出状态。现在我们的质量标准的输入状态大多关注教育提供方的状态,比如对项目的策划、需求分析、教学设计、投入成本、师资、技术、资源等情况,但我们常忽略了生源质量的输入状态,即不断降低入学门槛。此外,我们把技术、资源、服务、管理等方面作为输出状态,而没有把学生学习的质量、学生学习质量的增量作为输出状态,所以说输出状态也缺了一环。全面的质量管理应该把学生学习质量作为质量的重要环节。

   以质量求生存的时期什么时候能够到来?我认为,首先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其次是就业岗位对人们的知识和能力的要求提高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培养人才必须符合一定的质量标准、符合一定的规格才行的时候,这时候有文凭没有知识、没有工作能力就找不着工作了。这样一来,远程教育的质量除了需要外部监控外,更重要的是内部质量保证。否则,培养的人才不能符合职业需求、岗位的需求,没有达到一定的知识和能力的标准,就会被自然淘汰。

   当前还处于过渡阶段,必然要规范、要监控,还要自律。在目前过渡时期,我认为还是应该立足现实,就是不能一味的要求投入很高而规模很小来保证质量,这种做法不符合网络教育的初衷;就是根据现在的国情,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情况,同时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也需要提高国民素质。在这种特定时期,我们在制定政策时要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引导远程教育逐渐过渡到以质量求生存的良性循环。

   徐乃庄:投入与质量的关系随模式不同而不同

   是不是投入越多远程教育质量越高?一般认为两者是完全相关的,但是到底有多大的相关性,就跟整体的人才培养模式或者说教学模式、资源提供模式和服务模式相关了。英美等国建设一门远程教育课程是百万级英镑、百万级美元,我们目前是很难做到的。怎么办?

   我们设想的是把教学分成两个部分:课上课内和课外课后。课上是不是一定要做一般意义上的精品课程?我觉得未必。因为精品课程的开发要花很大的代价,包括经费和时间、精力、人力等。此外,它有先天的缺点,课程制作完后它是相对固化的,不能灵活地去适应不同学生群体的不同需求。对此,我们的解决方案就是“课堂搬家”,每一节课都是老师在课堂上讲,可以面对学生,同时现场直播上网,学生可以通过手机短信随时给老师提意见和要求,还可以实时地反映在教师讲台的屏幕上,老师来判断这个问题需要现场解答还是放到以后回答。实际上就是模拟传统课堂。每一堂课后学生点播也都会有反馈,我们根据学生意见可以很快对授课做出调整。我们认为,教师的授课不仅在于他对内容的把握程度,而在于对学生的针对性,有针对性的教学才会有好的效果,固化的课程在这一点上是有其不足的。然后我们加强课后服务,设立了教学主管岗位,相当于助教加教务员加辅导员,全方位面对自己所承担的某一个专业的学生。教学主管基本上是名校的硕士毕业生,完全有能力在学习上以及其他方面提供全方位的辅导和服务。我们网院现在有120名专职员工,其中专职的教学人员占到一大半。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模式来保证教学质量,这种模式至少上海地区或者是华东地区的学生是认可的、欢迎的。所以说投入与质量的关系跟教学模式有关。不同的学校可以有不同的模式,但任何模式都要考虑教学规律、认知规律以及经济规律。

   郑勤华:教育投入和学习质量不是正相关

   关于学习质量和成本投入的关系,我们做过一些文献研究,是利用生产函数来研究传统教育领域、教育成本和学生学习绩效的关系的一些文献,结论很有意思,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学生的学习绩效基本上和学校的教学投入没有关系,主要受家庭和社会的因素影响。我们在远程教育领域也做了一个类似的基于生产函数的研究,当然这个研究很不完善,因为样本只有217个,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分析。我们选择的被解释变量就是学生的学业成绩,而解释变量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个人和家庭相关的一组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加入远程教育之前的教育情况、职业情况、收入情况、计算机能力等等;另一部分是办学机构教育投入相关的一组变量,就是跟课程资源、师资、管理、服务相关的一些变量。初步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学生的学习成绩,主要受个人和家庭因素的影响,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职业和性别等变量,而办学机构教育投入的相关变量则对学生学习成绩影响基本不显著,甚至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学习资源的数量呈显著负相关。当然,这也只能说明教育机构的投入对学生考试成绩的影响不一定很显著,因为教育的产出并不仅仅是学习成绩就能完全衡量的,还包括减低辍学率,提高就业率,减少厌学情绪,提高职业技能,提高创造性,提升对人生、社会、教育的态度等等,所以关于投入和质量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明确办学质量的度量和衡量标准。

如何分析远程教育的成本效益

   陈庚:从社会、机构和个人角度分析远程教育的会计成本和机会成本

   远程教育的成本实际上是两类:一类是会计成本,就是我们实际账上花了多少钱;还有一类是机会成本。可以从社会、机构、个人三个方面来分析这两类成本。

   远程教育的社会成本很低。 首先,远程教育的社会会计成本是低的。社会的会计成本主要是国家为远程教育支出的教育经费和社会为开展远程教育捐献的资金,这一部分成本是低的,因为国家没有什么直接投入。其次是社会的机会成本,就是国家和社会资源不用于远程教育而用于别的领域时,国家和社会可以获得的收入。一般来说,远程学习者都是在职学习,所利用的教学场地、设备设施都是现有的、可以与其他教育培训共用的,从国家来说没有因为开展远程教育而使这一部分资源失去了创造新的价值的机会,所以社会的机会成本也是比较低的。因此从整体的社会成本来看,远程教育其实是对国家很有利的事情,因为基本不花钱还让能这么多人念书,所以从社会的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办远程教育是划算的。

   远程教育的个人成本也是比较低的。个人的会计成本是指参加远程学习的学习者必须付出的教育成本包括学杂费、书籍等等,也包括因为上学额外的吃住行费用,这些成本一般都低于正规面授的会计成本。个人的机会成本是指受教育者在受教育期间因用于远程教育而不能用于其它用途的损失,比如说学习者因为上学就不能提职、不能工作、不能挣钱了等。但对在职学习者来说这些也不是问题,说明个人的机会成本也很低。因此从个人会计成本和机会成本来说,远程教育的个人成本也是低的。

   远程教育的机构机会成本也是低的,而会计成本的高低取决于机构的办学理念。机构的机会成本是指因为网院占用了学校的资源,使学校不能把这些资源用到别的地方以产生的收益。这种机会成本也是很低的:首先远程教育占用的校内固定资产资源很少,就占用一栋房子,实验室和校内其它的资产基本上是不占用的,使用的是校外的资源;然后是教师,网院所聘用的教师主要职能是上好课、做好支持服务,教学型的教师完全可以胜任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说,远程教育占用的高校人力资源的机会成本其实也是低的。机构的会计成本是指我们在办远程教育中花的钱,包括教学成本、人员管理、人员成本,以及前期的一些投入等。至于机构会计成本是高还是低,取决于学校的理念是什么,取决于你是想多投钱保证教学的质量,还是想把资金投入到别的地方。因此会计成本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经费的投入去向,是可以控制的。

   郑勤华:成本管理受到成本核算方法的限制

   就具体的远程教育成本核算来说,其目的应该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外办学的时候为教育决策提供支持,比如用什么样的模式、要开发多少门课、要用什么样的课件、用什么样的媒体形式等等;另一方面就是为办学机构的内部管理提供支持。我们做过一些远程教育办学成本核算的研究,发现有三个问题绕不过去:首先就是成本数据的可获得性。比如说开发一门课程的成本是10万元,但这些钱分别用在课程设计、脚本的制作、技术实现以及后续的产品化等方面的情况,在财务的会计记账中是难以分解出来的;其次是会计年度和学年制办学的冲突。我国《高等学校会计制度》中规定学校会计年度自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而我们办学大多数都是秋季入学,以每年9月为学年起始,这就使教育成本的核算周期界定比较困难;最后就是传统的成本核算,仅仅能得出总体的学生成本,无法考虑学习者在专业、学历层次和学历背景等方面的异质性,这是分析方法的问题。对于这三个问题,我们提出两个解决办法:一个是重新设计会计记账制度和报表;二是在现行的会计制度下,新建立一套成本核算方法。显然第二个办法比较具有可行性,我们的研究中尝试运用了作业成本法,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上述问题。

远程教育的经费投入与可持续发展

   杨青:我国的远程教育存在破坏性竞争

   破坏性竞争在经济学领域里是指通过引入与现有产品相比尚不够好的产品和服务,而达到破坏现存竞争者的目的的一种竞争策略。破坏性竞争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市场对高质量的服务缺乏感知。此时,低端产品以及低成本对市场进行破坏就有可能破坏技术进步从而不利于行业的中长期发展,因为它是一种短期行为。在远程教育发展现阶段,也存在着破坏性竞争。大量学习者以获得文凭为目标,对网络教学服务质量的敏感性较低,此时低端的低成本的网络资源的服务进入市场就有了条件,也就是我们存在着一个形成破坏性竞争的环境。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些年来的发展,敏感度在不断的提高,东财在自己的实践当中感觉到学员对教学服务质量越来越敏感,越发达地区越敏感,相对不发达地区相对的不敏感一些。

   我们对网络教育的破坏性竞争有一些研究。首先我认为要排除一个误区,就是学生越少质量就越高。因为学生数量少到了一定的下限时,就意味着质量的破坏,因为办学机构没有经费了,现有的服务水平支持不住,也没法进一步投入。破坏性竞争环境下,低成本低端的教育服务能够占有市场,而高端的服务提供者由于成本较高,如果不能达到一定的规模,也就不能实现扩大再生产,更加难以持续保证质量。

   我们研究的结论有两条:首先,在学习者对教学的服务质量不够敏感的环境下,需要建立网络教育最低的质量标准,设置进入门槛,需要行业规范来维持网络教育这棵新苗,保证网络教育的基本投入。其次,网络教育办学规模的控制应该符合网络教育经济的规律,有利于教学服务质量的提高,至少以保证现有资源和服务质量不下降为前提。我认为,一个学校或者一个组织,它现有的质量和服务的水平是跟它现有的规模紧紧连在一起的一个函数,维持适度的规模,形成规模效益,才能保证持续发展的投入。

   严继昌:需要将远程教育纳入普通高校整体人才培养体系中

   教育的公益性质有一个原则就是办学的收入要用于教育。电大系统相对普通高校还好一点,因为电大系统本来就是单一远程教育机构,所以它的收益全部用在自身远程教育上。高校网络教育学院则不一样,大部分的高校把继续教育、远程教育定位为服务社会的窗口,所以学校远程教育办学收入常常提取很大一部分用于校内其他方面的教育,而没有再投资用到远程教育上。这就可能造成两个结果:一个是迫使网院增加学费。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保证一定的服务水平以及资源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办学机构只能增加学费,但学费增加在社会上是很困难的;另一结果就是扩大规模,用规模效益平衡经费的缺失。这样一来远程教育的办学规模和网院提供的资源和服务的能力就可能不太对应,容易造成办学质量的下降。我认为远程教育、继续教育质量问题最根本的症结就是学校没有把它们纳入到学校整体的人才培养体系中,而只是将其当作一个服务社会的窗口,造成远程教育、继续教育在普通高校里被边缘化的趋势,获得的投入就非常有限,可持续发展就有一定的困难。

   李锋亮:利用范围经济实现远程教育持续发展

   远程教育除了存在规模经济外,还可能存在着范围经济。如果一个组织同时生产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的总成本,要比分别在不同的组织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低,就表明这种生产是有范围经济的。学校本身就是一种多产出的组织,多产出组织或者范围经济在普通高校中的研究是非常成熟的。1989年,教育经济学家科恩首先将多产出组织理论运用到高校中,认为高校也是典型的多产出组织,起码包括教学、科研、社会服务,这个社会服务包括培训、非学历教育,包括科技专利,还包括社区服务、扶贫等等。为什么会存在范围经济呢?因为大学产出的混合性使得高校或者院系即使投入不增加,也可以通过改变高校或者院系的资源分配形式来降低成本、增加产出,“教学相长”就是最好的例子。

   远程教育完全可以实现范围经济来促进其持续发展。首先远程教育机构可以在教学之余扩大自己的研究产出,并反过来促进办学能力提升。我感觉我国的远程教育办学机构包括网院、电大科研都不足。我曾经和开放大学的退休教授罗宾森太太在闲聊时比较过开放大学和中央电大的区别,她认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开放大学研究力量非常强,中央电大研究力量不够。研究的不足不仅限制了对于远程教育本身的认识,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远程教育办学能力的提高。当然这方面研究可以让普通高校来承担,但是研究所需要的很多资料和数据都是发生在远程教育的过程中或者在经营过程中,如果远程教育办学机构或者网院能够主动组织进行研究,这本身就能带来范围经济;其次是模仿创新。远程教育机构完全可以像普通高校一样从事各种社会服务,涉足各种培训,比如扶贫、社区教育等项目。扩大这些产出,将使远程教育有更多的生存空间,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从而有可能更多地吸引政府和企业的投入。总之,我认为基于范围经济的原则,远程教育的办学机构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对已有的各种资源进行重新配置,探索扩大更多不同类型产出的道路,并且考虑到成本互补,使得远程教育的办学机构也能成为一个典型的多产出的组织,提高远程教育的比较优势,也将使人们对远程教育的误解消除。

   严冰:远程教育的规模效益问题与多学科及跨学科研究视野

   与会专家提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观点,并进行了比较热烈的讨论,相信通过这样的交流与碰撞,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与思考,从而推进相关探索与研究。

   规模效益问题是与会专家的关注焦点。显而易见,远程教育的巨大价值首先在于“规模运行的潜力”,讲求的是规模效益,低成本和高效益应该是以大规模为前提的。说到底,“大”本身并不是目的,“大”的要义在于为人们提供更多的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已形成相当大的办学规模,最大的难题是在面广、量大、环节多、涉及因素复杂的情况下的教学质量保证。事实已经证明,以“大”为显著特征的远程教育是能够使学习者享有优质教育的,大规模并不必然意味着低质量,高投入也并不必然导致高质量。我曾经这样谈到过“大”和“强”的关系,电大的优势首先是“大”的优势,“最大”当然不等于“最强”,要由“ 大”到“强”,应该要的是以“大”为前提和特色,而不是以丧失“大”的优势为代价实现的“强”。电大的发展愿景是“大”而“强”,但对“大”和“强”的构成要素以及评价标准,现在还很难说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恐怕不能不重视对于成本效益这样的经济学问题研究。当然还牵涉到许多问题。比如远程教育质量保证和成本投入的关系,教学质量保证,我以为至少要抓住两个关键,即课程和过程。课程和过程的成本,在远程教育的成本结构中,也应该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从目前的情况看,课程建设和教学过程的有效投入,总体上明显不足。

   我早就注意到,关于信息技术的教育应用给远程教育的发展带来的机会和挑战,在许多国际会议上都是热门议题。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教育应用所产生的作用,信息技术的适用性、有效性,以及成本和效益等问题,都是较多涉及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同行往往特别关注成本和效益问题。而在我国,关于这个课题的研究,显然还是个相当薄弱的领域。我曾谈到,在指导思想上要确立有效应用的理念,最贵的未必是最好的,最好的应该是最适用、最实用的。真正有生命力的技术应该是合算的技术,否则很难得到广泛应用,从技术本身的发展趋势看,也应该会越来越便宜。

   此外,远程教育是否属于教育服务业?各方面的认识差距很明显,目前说得比较多的限于远程教育公共服务体系。读了杨青教授的译著《电子商务与网络经济学》,有些感触。我于2000年曾提出这样的看法:教育的产业属性,恐怕首先会在远程教育领域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从教育的产业属性这个角度考虑,网络教育可以说就是教育领域的电子商务。我国产业界关注和介入远程教育领域,首先恐怕也正在于其中蕴含的无限商机。而驱动高校纷纷与产业界合作的原因,有人分析主要是所谓“资金饥渴”——他们“发现这不是他们能独立完成的事业,因为远程教学教育网站建设的投入惊人地高”。除了引进和利用资金还有没有别的?有没有必要适当引进产业运行机制和市场运作方式?有人评论教育部批准数十所高校进行试点,实际上清楚地提出了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教育能不能以一种大规模的产业化的方式来运营……

   远程教育的多学科及跨学科研究已引起越来越多的兴趣。作为新兴的教育学科,更由于研究和解决远程教育发展中那些实践和理论问题的需要,远程教育研究不仅要从教育学科中汲取丰富营养,而且相对于通常的教育研究,似乎更应强调要有多学科及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当前,可能还是要特别强调聚焦于远程教育相关问题的多学科及跨学科研究,为在实践中探索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理论依据或研究思路,并将理论研究成果创造性地转化为有可操作性的办法和措施。《中国远程教育》杂志对此将予以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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